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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
对我来说，性是一种珍贵的源稀缺资，当然，我指的是性生活，而不是性别，性别我自己也有一个，这是我快乐和烦恼的根源，用经济学的术语说，就是成本，这成本在有生之年能给我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，或者赔个一毛不剩，变成呆坏帐和闲置资产，我心中还十分没底。
波茨纳说，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。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：如果我知道茱迪·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，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，也不会跟她上床，这事风险人大。这说明作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，有需求，有供应，有风险，有收益，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断定：上帝目光所及，皆可交易，那么毫无疑问，深藏床帷之后的性爱和农贸市场上的萝卜具有某种共性，这也符合波普艺术家们的价值观，1954年艾伦·金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，说世上并无尊卑，如果有不平等，那也只是价格上的不平等。我觉得既然谈到价格，那其实还是一种平等——钞票面前人人平等，比如香港的淫媒组织就曾经列过一张菜单，把演艺界的女明星一网打尽，我心中的那些偶像，从清纯玉女到三级肉弹，谁值多少钱标得清清楚楚，如果我手上有一亿美元，那感觉就象走进了超市。
不考虑宗教信仰和道德的负面影响，那么一次单纯的、形而上的性爱就是一个契约，酒店里的桑拿小姐问先生要不要服务，可以视为一个要约邀请，至于老婆掐着老公的脖子发令：官人，我要!就明显是一个标准合同，不明白标准合同的删友们可以这么理解：虽然你反对手机双向收费，也不满意中国电信的服务，但你还是要入他们的网。



合同订立后的性爱象一单混合了FOB和CIF特征的国际贸易，FOB的意思是船上交货，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，发生任何毁损灭大、遗弃泄露都不能算是交易成功，失败后的男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、额头冒汗，这充分说明作爱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，而“哪里有风险，哪里就有保险”，于是就有了杜蕾丝、拉士丁和杰士邦这些品牌，根据弗里德曼的“假设不相关论题”，我们可以断定杜蕾丝和中国人寿作的是同样的生意，而第一个把避孕套叫作“保险套”的人堪称伟大，他要不是天才，就一定是个经济学家。CIF术语指的是货主承担成本、保险费和运费，所以钊药店里买避孕套的大多都是男性，交易过程中，出力最多、忙前忙后的大多也是男性，货主嘛，规定要承担运费的。
如果探究到细节，性爱合同比其它合同更加完备：除了交货、验收，它还有交易后的信息反馈机制，电影《一声叹息》里，张国立问刘蓓：好不好?刘蓓娇喘一声：好死了。看得人心潮激荡。当然，这种反馈机制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完全对称，上海有个美女写了一篇文章，大标题就是：《伪装高潮也快乐》，这明显是在号召提供虚假信息，如果这种作法如果被会计师事务所学了去，必然会引发信用危机，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。我在此要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是美林证券，这家世界闻名的证券公司冈为提供虚假投资评估，2002年被罚了一亿美元，那笔钱如果给我，我就有能力去逛逛超市了。
(二)
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，性象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，它的好处是随时都东西让你咬，不至于空虚，不至于闲得牙疼：缺点是越嚼越无味，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。“七年之痒”的说法，不仅说明消费者对单一产品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，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：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撕擞，亲一下浑身颤抖，但后来拉得越多、亲得越多，这事就越没有吸引力，美国一个无聊的民间调查机构统计了三百多对夫妻的睡姿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婚龄半年以内的夫妻，大多是面对面搂抱着睡，婚龄超过2年的，JL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。这些姿势和体位，我们可以看作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。还有一位专攻下三路的诗人说，他在婚姻中唯一获得的“体制性的阳痿”，看来他需要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。
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“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”，薛兆丰说婚姻是“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”，这些都说明婚姻是一个规模经济，规模经济与单干户相比，优势主要在于两点：一是成本小，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，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；二是可比价格低，香港报纸上有很多色情广告，广告卖点多是皮肤、身材，或者武功，从来没见过有小姐宣称自己价格低，“跳楼价、大出血、拆迁甩卖”什么的，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优势——老婆是不用花钱的，所以只好在差别化服务上作文章。
性市场大概是唯一一个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，一方面，小姐们纷纷抱怨“生意越来越难做”，另一方面，体制内外的男人们都在进行着DIY，这情形有点象我们经历过的“以计划经济为主，市场经济为辅”。我表哥那时候曾因为“投机倒把”坐了几年牢，出来后赚了一点钱，据说养了好几个二奶，然后我表嫂就开始留指甲，时常偷袭他。这两种审判说明投机倒把始终是一种背德恶行，而走私更加不可饶恕。但根据我表哥的供述，他也确实值得原谅，我表嫂出身名门，教养过人，对作爱有近乎苛刻的要求：要洗澡，要关灯，要遵循法定程序，要正面交流，决不可暗度陈仓，等等。这大大提高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，用经济学的术语讲，就是高关税壁垒，我表哥不懂经济学，他用最朴素的话表达他的意见：真他妈没意思。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利润问题。
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讲时，说交易成本越高，人就越穷，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，人民生活就会快乐很多。这话简直就是我说的。法国人心中的完美妻子是“客厅里的贵妇、卧室里的荡妇、起居室里的仆妇”，这其实也是在响应张先生的理论：降低交易成本。我表嫂因为她长期供应的质次价高的性产品，终于在1999年被我表哥取消了交易资格，他们离婚了。这对一直持币待购的投资者，我，是一个沉重打击，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。

(三)
前些日子各地都有“换妻俱乐部”的报道，我这个人有点趣味低下，遇到这样的新闻，总要反来复去地看。《圣经》上说“亲近邻舍之妻的，不免受罚”，所以搞换妻俱乐部的这些家伙，最后全都被捉将官里去，打板子，捱班房，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，没资格参与这种非法活动，见了总不免有点幸灾乐祸。
换妻这事可以算是一种等价交换，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交换是一种增值行为，农民拿粮换布，是因为他织布要比种粮食花更多的时间，这种交易让他节约了时间。由于没有人想作亏本买卖，所以换妻肯定也是一种增值行为，前面说过了，夫妻之间有个“性的边际效用递减”问题，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”而换妻则可以解决生产中的设备老化问题，以自己的不新鲜换别人的新鲜，使效用大大提高。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：幸福=效用／欲望，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，效用越高，就越幸福。所以换妻事实上是一件幸福的事，但这结论显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。
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“帕累托优化”，是指在资源分配中，不损害他人福利而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，1980年华罗庚数学竞赛有这样一道题目：大家排队取水，桶各有大小，怎样排列才能保证总体效率最高?答案很明显：小桶在前，大桶在后。但这损害了大桶者的利益，所以它是一个伪帕累托。阿瑟·奥肯1975年的“漏桶试验”，损害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，是另一个著名的伪帕累托。照我看世间真正的帕累托优化不多，而换妻就是一个。它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——大家自愿，换过后也不影响使用，但每个人得到的效用都大大提高，当然这里必须排除性病传染的因素。
几单位的性资源换一辆保时捷，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，也付不起，香港某位著名女星还换了一套几千万的豪宅呢，你怎么说。不过这也正常，交换总会有价格问题，电影《不道德的交易中》，黛咪摩尔的老公拿她换了一百万美元，事后十分痛苦，觉得这生意不划算，如果他换来的不是一堆钱，而是别人的老婆，想来就会好过一些。
换妻应该算是男人的恶行，网上有些女网友评论，说这样的男人真恶心，拿老婆当玩物。这话看似偏激，实则非常接近真理——性其实就是种物权。物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，你买了一只锅，这只锅就只属于你自己，别人不能轻易碰。性也是这样，尽管老婆大多时候都闲着，但谁也不会让别人轻易使用，也许变态会这么干，但我从没见过。再说说网上评论的事，女网友评论完了，有个男网友在后面骂，骂得十分提神：三八，你们怎么不说那些当老婆的，她们不也在换夫吗?
当然，换妻这事最终是个道德问题。经济学要不要兼顾道德，这事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吵个不停。但道德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，除了上帝。宗教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人类最终的理性，这话可以跟波茨纳那句“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”联系起来理解。《圣经》里是这么说的：“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值得称赞。”这话有点费解，如果我有个老婆，让她怕耶和华我没意见，但非要她敬他爱他，我就觉得他是在占我便宜，单方面的我不干，要就换妻。
四)
按古龙的说法，性产业是最古老的职业，“堪为自代祖师”，那时候没有钞票，人们拿贝壳换粮换米，我怀疑有些人收藏贝壳就是想回到原始社会。根据伪学者慕容雪村的考证，“性”这东西可以算是另一种贝壳，每一单位的性资源换多少张狍子皮，换几捧高梁米，大概早有定数。即使到了现代社会，性依然是万能结算工具，可以换彩电，换房子，换工作，换城镇户口，有个美女还拿它换了。一个法官当。所以英国前首相狄斯赖利说“货币比唯一比爱情更让人发狂的东西”，这里的“货币”如果不是指性资源，我就觉得不大好理解。
站在动物的立场，人类的性压抑、性苦闷实在是不可理解，93年春天我去北京动物园玩，看见一只老虎四脚乱跳，咆哮不止，据说是发情使然。想想这些动物们也真可怜，一年只有那么一季，还不容易遇见合适的对象，茫茫林海，真爱何求啊。人类就不一样，一年到头都不闲着，自带设备搞生产，方便又轻松，资源又丰富，没有稀缺性。经济学中的“稀缺性”指的是对需求而言，资源总是有限的、不足的。这种理论应该不适用于性资源，人类的性需求十分有限，“百年三万日”，这数字大概可以算是人类的极限，即使威猛强悍如张伯伦，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。与这有限的需求相比，人类拥有的性资源可以算是无穷无尽的，50亿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异性，如果我们也是老虎，肯定用不着四脚乱跳，咆哮不止。
一个开放的性市场需要制定交易规则，这是套用康芒斯的话。为了避免性市场陷入萧条，政府应当以行政干预拉动需求，比如对性产业免税等等，这大概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。不过在现阶段的中国，康芒斯和凯恩斯们都无用武之地，性产业不合法，从业者只好在地下状态左躲右闪，偶尔生产，这显然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。就象爱伦·坡的诗：被光明弃绝／向幽暗中寻找自我。这诗是我查字典翻译的，不知道译得对不对，但2000年我曾见过一个被收容的姑娘，她这样对警察说：找不到工作，摆个摊你们又要没收，不干这个干什么?那姑娘如果会用英文写诗，中国可能要多一位女文豪。
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，在全世界都有争论，反对者认为性产业合法化会导致伦理危机，上帝是这么说的，“ji女如深坑…她埋伏好象强盗，她使人多有奸诈。”上帝的比喻总是很形象。除此之外上帝还说了一句：“与ji女结交的。浪费钱财，”事实上有钱不用才是恶行，因为那将导致经济危机，否则政府拼命拉动内需干什么。18世纪初，英国医生伯纳德·曼德维尔写过一首诗叫《蜜蜂的寓言》，说节约并非美德，奢侈浪费才是致富之道，这诗对凯恩斯有莫大影响，但明显跟上帝过不去，所以被禁了好几百年。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性病，认为红灯区合法化就是性病泛滥的前兆，这话也有事实依据，比如泰国就有爱滋病泛滥的问题。
我个人倒是赞成合法化，但谁如果认为我这是为了自己嫖娼方便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：既然不可能禁绝，不如拿它来赚钱。一个阵地，政府不去占领，黑社会就必然去占领。钱在政府手里和在黑社会手里哪个更能为广大人民造福，这事不好说，但逃税总不是美德。至于“伦理危机”，我看就是个幌子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，米蒂亚这样告诉阿辽沙：关于伦理学，我没法对你解释清楚。根据我的个人经验，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会成为幌子，比如雷公电母、狐仙和柳树精，乡村巫医们靠着这些发了老鼻子财了，但最大的一个幌子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。再说说泰国的爱滋病，据我分析它不是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，只是政府管理不当，如果不合法，可能传染得更厉害。众所周知，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快，比如小道消息、黄段子，还有 SARS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荷兰鹿特丹曾打击过色情行业，结果政府税收锐减了几亿盾。据说太原也有这种情况，但身边的事不好说，我们还是说别人吧。
(五)
作为一名独身主义者，我坚决认为婚姻是个赔本买卖。首先它的机会成本太高，我们形容某人得不偿失，常说他“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”，那么结婚就是捡了一粒芝麻，却丢了一个谷仓。投资理论讲“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”，而结婚显然是违背了投资理论，你把所有的蛋都放了进去，最后却未必就能孵出小鸡来，弄不好连蛋都要打破。前些日子广东有个案例：有个人在外面包了个二奶，老婆发现后怒不可遏，一刀将他的作案工具割下来扔进了马桶，连生产设备都报废了，可以算是鸡飞蛋打的典型。同例我们还可以参照美国歌星迈克尔．杰克逊，他现在一年要付给前妻300万美元，有一次差点就破了产。
说起婚姻的实质，连我这个独身主义者都替你们难过。人类的性供应时间不长，20岁开张，60岁打烊，也就40年左右的时间，听说有人七十多岁还能搞批发，我觉得那肯定是部长以上级干部，全靠补药顶着，要不然就是super猛男。40年是14000天，按三天一次计，人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不过4600单位。如果不生孩子，也不谈爱情，那么结婚其实就是为了这4600次。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一起慢慢变老”，细细分析起来这事其实并不怎么浪漫，白首偕老，终生相伴，不过是4600次活塞运动的另一种说法。为了使问题更好理解，我们对结婚的成本进行实证分析：

一、结婚的直接成本。北京人结婚时，前来道贺的小伙子会这么唱：“结婚了吧，傻冒了吧，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……”可见结婚要付出50％的收入，即使离婚也要按这个标准来分割共同财产。根据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，消费取决于人一生的收入，我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，工作40年的总收入是48万。48万一半自己用，一半拿来跟老婆换那4600次，平均每次也就是52块多。在这个问题上富人比穷人吃亏更大一些，如果月收入一万，那么性 交的单价就是500多，据说莫斯科四星级酒店里就是这个价格，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，因为每多包一个，他的成本就会降低一倍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决定夫妻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道德伦理，而是供需关系。如果你不巧是比尔·盖茨，那就太惊人了，按上述计算方式，你跟老婆亲热一次的价格是1100万美元，这钱如果买成猪肉，可以买16，000，000斤。
二、结婚的简接成本。胡塞尔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结婚的，这说明结婚要损失自由，裴多菲有诗道：为了自由，生命也可抛，爱情也可抛，可见自由是无价的，除了这无价的自由，你还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，比如陪老婆逛街，或者陪老公打麻将，这时间也是金钱；有人婚后感情不好，喜欢跟老婆吵架，说不定还要发生武斗，但不管是打坏了老婆还是被老婆打坏了，都要付出修理成本；如果被抓伤了脸，还要编谎话请假，产生误工成本；如果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，你可能要磨破几双皮鞋，经济学中把这种成本叫作“皮鞋成本”。
这么说来，婚姻就是一个大竹杠。批发本来应该比零售便宜，我们都知道商业采购的原理是“批量越大，成本越低”，现在可好，你一下子全包了，结果还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。
当然，婚姻还有其他的价值，比如社科院的一个博士就说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工具。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，据我所知，人类繁衍靠的是性器官，而不是靠结婚证书。否则你去领个结婚证，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，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来。要是生得出来，我情愿输你一本《葵花宝典》。照我看，婚姻不仅不能保证繁衍，反而大大有害于人类繁衍，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好，不仅长得壮，产量也高，五八年的时候据说一一亩地能打几十万斤。而结婚即使有一千种好处，也掩盖不了这个致命的缺点：在婚姻的稻田里，你永远没法培育杂交品种。
(六)
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之前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增加生产，避免出现饥荒。我们都知道，饥荒是生活基本资料，尤其是粮食的供应不足引起的，三年困难时期，因为高估产、高征收，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的过度浪费，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。
性 爱市场也会产生供应不足的问题，对男性来说，女方不断提升的性 技术、不断扩大的性 需求真是个灾难。据说有个丈夫天天在汤里放安眠药，让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，不去想性 供应和性 需求的事，这法子可能有效，但实在是有点缺德：你万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办?
供应不足如果严重了就会发生饥荒，有饥荒就会有逃荒者，这事就叫红杏出墒。平常人们对逃荒者总是很同情，除了安徽凤阳在1961打击过要饭的，说他们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大好形象，捉进去吊起来打，此外还真没见过这么没人性的。但对性 爱逃荒者，人们却一直都很鄙视，说她们淫 荡、道德沦丧、不守妇道，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莲，人家不过就是在饥荒时吃了几口别人家的饭，就被道德学家们骂了一千多年，骂得人人自危，连慕容雪村这么大胆的人都有点哆嗦。这事其实是一个产权不清的问题，跟我们的国企改革差不多：潘金莲有没有权利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分配她的性 资源?或者说，究竟谁是潘金莲性 工厂的真正所有者?是她自己，还是武大郎?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，武大郎最多只有经营权，但你们非要连所有权都夺去，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猫匿，建议清河县反贪局介入调查。
我在企业里管过采购工作，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一家固定的供应商，定点采购的好处就是成本低、供应及时。但如果这家供应商供不上货，那我就要多找两家，这和潘金莲做的没什么区别，也没见谁说我淫 荡或者道德沦 丧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同情潘金莲，她和我一样都是优秀的采购员，关注采购质量，寻求足量、及时的供应，但我又加薪又升职，过得滋滋润润，潘采购却被公安局长武松一刀砍了，其间的迹遇，真是令人不胜嘘嘘。

前面说过了，经济学有时要研究如何增加生产，在这个问题上，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有很多理论，比如提高劳动生产率，延长作业时间，还有费亨氏理论、德罗定律什么的，金正日将军提出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，所以西门庆买了两个银托子，所以印度神油和龟鳖丸才会那么畅销，社会学家说性药泛滥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，我觉得这事跟道德关系不大，我们卖春药只不过是为了避免饥荒，而众所周知．搞出饥荒可实存笪不卜什么道德高尚。
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但说也奇怪，性工业应用科技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，反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效率。说起“效率”这个词人人都明白，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，比的是谁更快，而在性爱问题上，人们却总想用最长的时间做同一件事，比的是谁更慢。

      当我置身欲熙攘的人群中，总会产生一种“非存在感”——仿佛周围的一切都离我十分遥远，自己好似在另一个空间旁观；而这种“非存在感”最近愈发强烈：自己甚至一趟公车坐下来，竟无法回忆起车上人们的谈话，哪怕只是只言片语……出于对这种“非存在感”的恐惧，我再次拿起伯特兰·罗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的《自由之路》（Choiceness Road），以求能获得些许启迪。

 

      “工作与报酬”

 

     罗素在此文中总是不断提及“无政府主义”与“社会主义”，由于本人英语水平不够，无法去考证这个“社会主义”的准确性：当然，我绝不是对译者抱有绝对的怀疑，加之罗素本人也是“社会主义”的信仰者，所以也有可能原本罗素就使用的是“社会主义”；只不过，在当下的环境下，在这篇创作于1967年的文章中看到“社会主义”一词，感到一丝自嘲与无奈罢了。

      "无政府主义"是否源于文艺复新后期所产生的“乌托邦”，恕本人才疏学浅，没有研究。虽然“无政府主义”早已被否定，但其并不是完全不具备可取性。“绝对的自由与平等”，罗素在此文中并不是全盘否定——借助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“任何产品都该无偿分配”理论，加以改良，利用“经济回报制度”——诸如“工资制”，将消费品细化为“生活必需品”和“奢侈品”，提出“每个人，无论劳动与否，都应该无偿获得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必需品；而只有愿意从事对社会有用的工作的人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，用以消费他们所需的奢侈品，但高出的收入应以社会所能保证生产出的产品总量为限”。罗素所提出的这套制度，从实质上，保证了“义务劳动者”的优越性——不但可以拥有更高的收入，同时也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赞誉。

 

      在罗素的观点中，理想社会下，工作并不是一种强制性劳动，而只是人们试图获得奢侈品的一种途经；当然，不去工作的人也有权力无偿地被分配与生活必需品，但是，有一个前提很关键：这部分人的比例不能过大，否则会成为那些为社会创造产品而工作的人的负担，从而滞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。因而，工作本身不应该受制于“经济回报制度”，而该是反过来主导“经济回报”，即“工资只是工作的一种回报形式”；而由此理论推广开来，所有的工作均没有“高低贵贱”之分，从而就不应该存在“工资高低”“岗位竞争”等一系列矛盾：在“工作平等”的前提下，人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愿意去作的工作，只要是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。工作的衡量标准应该具有单一性，即“对深灰所带来的收益”。正如罗素所提到的“那些对社会贡献更大的工作，同时也可能是更有趣，更富有意义的，因而，也会有更多的人乐意去从事此类工作”，对于此类工作，并不存在“提高收入”的必要性，因为，从事此类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赞美；反之，那些从事相对较为单调或繁重工作的劳动者，则更应该获得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。正如上面所提到的“工资只是工作的一种表现形式”，同样，“情感回报”也是工作的表现形式之一——相信在生活无忧的情况下，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“情感回报”，所以，工资制的消亡是具有可预见性的，但经济回报制度是不可或缺的——用以作为人们获得基本物质需求的衡量标准。从本质上看，工作的平等性应是最关键的前提，

  先建好

人民币要贬值了?

乍一看这个题目，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写错了。人民币应该面临巨大的“升值”压力，何来贬值而言。
不错，对外升值，对内贬值。
事实上，所谓的升值贬值，其实是二个概念。一是对外，国际市场上，人民币 vs 美金将要升值。二是对内，路边大排档，人民币 vs 大排面将要贬值。
1) 美元公式
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式，作为我们一切分析的基础：“美元报价=人民币报价 * 汇率”
好比一只中国产的茶杯，价格4元人民币，人民币汇率8.04，则该只茶杯卖到美国，报价即为4 / 8.04 = 0.5元美金。如今美国抱怨中国货太便宜，0.5美金的价格实在令美国人难以竞争。小布什想尽一切办法，要让美国市场上的中国货，从0.5涨价到0.7~0.8美金。
我国的官方媒体，翻来覆去地总是强调，美利坚强迫压制人民币汇率升值，“美元报价=人民币报价 * 汇率”。如果汇率升值至1：5，则美元报价自动涨至4 / 5 = 0.8美金，也就没什么竞争力了。
而事实上，等式的右边有二项，汇率和人民币报价。美国人还有另一种阴谋，如果让中国通货膨胀，中国产的杯子要卖到7元一只，则7 / 8.04 = 0.8美金，一样也没有什么竞争力了。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，美国佬只要能操纵一项，就能使中国货变得更贵，也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了。
2) 通货膨胀
通货膨胀说来就来，一夜之间，物价就涨上去了，电煤矿油就缺口了，经济就过热了。是什么导致经济过热，按一些央行官员的口径，是汽车，钢铁，电解铝等行业的过度投资。但接着问下去，过度投资的根源，是价格上涨。价格上涨的根源，是需求过热。需求过热的根源。。。。。。央行官员就瞠目结舌，答不上来了。
在8.04汇率下，美国人的一个手段，就是用尽量多的美金，来冲击人民币体系。
固定汇率类似于一种“坐庄”系统，当卖盘太多时，“庄家”就必需要进场，维持价格。美国人抛多少，中央银行就得要接多少。不然你这个8.04就名存实亡了，也达不到资助出口企业的目的。
在过去的一年中，美国人的行为可谓疯狂。大量的热钱，涌向中国。由于中国的基本面很强，美国财团充满信心，投机资金源源不绝。
2005年12月末，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34.3％。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，同比多增加22亿美元，预计2006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。
央行和普通的商业银行，有很大的区别。商业银行资源有限，而且用的是“旧钱”。商业银行买卖外汇，并不会影响金融稳定。
而央行是发钞行，拥有“铸币权”。从理论上来讲，央行的接盘能力是无限的。当手中一些有限的流动资金用完后，央行可以开动印钞机，大量印制“新钱”，接下美金。
但新钱有新钱的坏处。新钞一发，后患无穷。美国人就是要这个效果。当大量新印制的人民币流入市场，将导致物价系统的灾难。中国的商业银行，放大系数约为2.5~3.5。2006年1月份，M2达到30.3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9.2%。总的来说，如果没有美金潮，放贷额甚至是缩减的，商业银行甚至是惜贷的。所谓信贷失控，纯属无稽之谈。
但即使同比增长19.2%，对一个GDP总量约为18万亿的经济体，仍然太大太大。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新钱，物价岂能不涨？物价一涨，生产企业岂能不大干快上，尽量多快开工。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过热。联系汇率，导致人民币被低估，导致美国人冲击人民币，导致货币供应量太大，导致物价上涨，导致经济过热。
引用格林斯潘的一句话，“如果他们(中国)坚持不升值，他们自己的货币就会出问题”。
3) 鱼与熊掌
如果人民币被低估，美国人必然乐意将美金兑换成人民币，并最终导致人民币过多，通货膨胀。
“美元报价=人民币报价 * 汇率”。美国人总有办法，让中国货价格上涨，失去竞争力，经济是均衡的。你坚持固定汇率不动摇，我就用美金冲你人民币，最终导致你通货膨胀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是选择固定汇率，还是选择稳定物价呢。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，固定汇率是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。去年顶住七国财长压力，被认为是外交纵横的一项重大收获。
按照中国人一贯的鸭脑思路，“敌人的敌人，就是我们的朋友”。美国的劝告，反着做就可以了。美利坚要我们升值，我们偏不可以升值。事实究竟怎样，还是先分讲清楚，二种不同的选择，谁是受益者，谁是受害者。如果汇率上涨，则受益者是人民币持有人，也即是十万万老百姓。你可以很轻松地去加勒比海滩渡假，去希腊看奥运会，甚至娶一个年轻漂亮的马来西亚太太。
而如果汇率不涨，国内通涨的话。受益的是政府和银行。作为最大的债务人，几万亿的坏帐将相应缩水，从而更容易偿还。政府将获得大量的铸币权，以应付财政开支。
财富就只有一笔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总而言之，百姓是没什么指望去加勒比渡假了，更没钱娶一房马来太太。这些钱将用来填补国有银行的亏空。
我们同意就总体而言，国家利益，填补银行，总比海滩渡假要重要得多。但还是应该跟民众解释清楚，在这项选择中，谁是受益者，谁是受害者。
4) 房地产
本轮热钱潮的另一个奇怪现象，游资收购的是房地产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股票与债券。
国际换汇资金，讲究的是光速划拨。要求高流通，低风险，固定收益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债券是最好的选择。一些短期债票面受益率，甚至成了一国汇率的基准。
相对而言，股票都不受宠。因为股票波动还是太大，而且收益率也不确定。至于房地产，一般而言根本不是游资的选择。房地产的流通性实在太差，而且千房千面，每一套房源都要单独评估，单独销售，简直是游资的恶梦。真正的原因，还在于公式“美元报价=人民币报价 * 汇率”。经济是均衡的，好比二道水闸，水位最终会渗透到同样高度。
但在中国价格，逐渐向美国靠拢的过程中。到底是“人民币报价”变动，还是“汇率”变动，游资心中仍没有底。事实上，中国政府坚守固定汇率的决心，也是不容小勖的。
最好的选择，就是购买中国房地产。一旦8.04的汇率不变，而是中国内部通货膨胀，房产会随物价上涨。无论是汇率涨，还是物价涨，房地产二相得宜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从目前看，8.04牢不可破。简单地将美金兑换成人民币现金，“初级投机者”们，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
5) 宏观调控
宏观调控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即其对于内资外资的影响，是不同的。内资奄奄一息，外资如鱼得水。
企业获得资金，无异二个路径。国内资金和国外资金。 经过宏观调控，江苏省十几家银行集体停贷。民营企业几乎已被屠戮殆尽。中国的内资企业，再也没有能力获得贷款，再也没有能力扩大产能，再也没有能力抢占市场了。而你可以管得了国内银根，却管不了国际银根。中国目前的银根空前紧张。而在国际市场上呢，却是45年来最低利率，宽松得要命，外资企业可以大量融资。
我们很痛心地看到，当国内企业普遍停产的时候。外资公司却是心口二面。当某些外资学者大喊“中国必需减速，减速，再减速”。而他们自己的外资公司，却在中国加强扩张，增大投资，急步跑马圈地。
德国大众新加了二条生产线，广州本田加了一条，大摩在上海投了几十亿的地产项目，转手又买了建行的几十亿抵押物业。全银行系统违约率最低的个人房贷，中国的银行被行政命令规定不许做，而天津的一家德资银行却连5.04%都不要了，干脆开出来了3%的优惠利率。我们不知道“外国专家”究竟是看多还是看空。但我们知道总产能并没有下降多少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内资让几步，外资就进几步。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，抽紧银根，则货币减少，供应紧张，汇率相应上升。当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，内资固然借不到贷款，外资由于汇率上升，一样需要付出更多的投资成本。对内外资是平等一样的。引用一句老话“在固定汇率下，外资涌入，将会抵销紧缩性货币政策”。固定汇率下实行宏观调控，只苦了内资，而松着外资。
国内银根很紧，而国外银根很松。国企奄奄一息，外企如鱼得水。固定汇率+宏观调控，导致了一个大漏洞，在这样的漏洞下，等于国企不战而溃，将大好市场份额拱手让人。
解决的方案也很简单，对某些特定行业，征收“投资调节税”。凡国企受行政命令不许增加产能的，外资也不许进入。进则征收额外税。
更进一步讲，如果觉得某行业产能过大，第一个应该砍掉的是外资的工厂，宏观调控应该从外企开始。如果觉得汽车业产能过大，第一个被砍掉的，应该是广州本田，广州马自达。残害民族企业取媚洋人，砍掉民企市场份额让给洋人，奇怪。
7) 日本模式
从宏观经济讲，中国是越来越象80~90年代的日本，越来越复制着日本模式。 中国和90年代的日本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。都希望用较低的汇率来补贴出口。都同样面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的情况，都不得不解决外汇占款引发的通货膨胀情况。怎样在货币泛滥的情况下，继续保持出口竞争力，从而将出口导向型经济，维持尽量长的时间。
日本的对策方针是，进一步扭曲国家价格体系，让不出口的东西都涨价，让出口的东西都不涨价。 日本的葡萄，可以卖到1美金一粒。日本的西瓜，可以卖到30美金一个。但无论如何，都比不上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夸张。房地产是一个很好的部门。或者说，房地产是一个典型的“内销”型部门。为房地产买单的，99%都是国内百姓。
很多人都认为，房价过高，会导致一个城市商务成本过高，丧失竞争力。其实这是一个误解。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中，房地产和员工房贴，只占总成本的8%。甚至还比不上一些公司的电话费。
而房地产的价格，99%是由本地百姓来负担的。在这剩余的1%中，还要分工业地产，商业地产，和民用地产。普通城市的住宅楼可以很贵，但工业用地可以很便宜。政府可以有意识地补贴，土地也是要分种类的。
而正相反的，政府可以从房地产中获得大量的税收，获得大量的财源。用这样一笔巨额财富，政府可以用来造机场，造码头，改善基础设施。或者高额出口退税，或者提供优惠项目。房地产事业，是一种典型的“剥削内贸补贴外贸”。用国内老百姓的负担，来补贴出口竞争力。甚至可以说，“房价越高，出口竞争力越强”。
中国也即将走上日本的老路。低汇率，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，引发通涨压力。而政府将通涨压力引向房地产，让国内百姓为此买单。外贸出口业始终不受损伤。 99%内销的部门，始终是宣泄通涨压力的好去处。房产，交通，医疗，教育，莫不如此。 “美元报价=人民币报价 * 汇率”，这也是让汇率，出口物价，同时保持低价竞争力的唯一办法。
日本出口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，大约价值750元人民币。对中国一年出口10万台，大约总价值7500万人民币。当东京都一套很普通的公寓，其价值和出口一个国家的打印机相等时，东京都的房地产事业崩溃了。扭曲的价格体系再也无法维持。日本的土地是全世界最昂贵的，日本的出口是全世界最强的。即使经过了一次崩溃，无论国内民生痛苦指数如何，仅就出口而言，日本仍是全世界最强劲的国家。
8）产能过剩如何解决？
产能过剩已引起各方高度重视，但与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的是资金过剩，由此，如果能够将相对过剩的资金投入经济运行，推动相对过剩的产能，则两者的相对过剩都可能得到缓解。但是，在2005年GDP增长已达9.9%的基础上，在增加资金投入并发挥“过剩”产能创造价值的能力，就将使GDP增长率进一步提高，这是否存在引致投资过热从而经济过热的可能性？换句话说，为了抑制（或防范）投资过热从而经济过热是否应当维持资金过剩和产能过剩的格局？
9 ) 结语
经济是一具活物，任何扭曲都不能长久，并且要为扭曲付出代价。 中国为追求出口优势，人为地扭曲人民币汇率。无论人民币升不升值，只要背离基本面，美国都能从中找出弱点，并借而打击人民币。如果中国长期坚持固定汇率，美国就会用美金冲击人民币，扩大货币供应量，并最终导致中国通货膨胀。
如果中国学习“日本模式”，进一步扭曲国内价格，用房地产宣泄通涨压力，则能人为地延长汇率扭曲。 “美元报价=人民币报价 * 汇率”。所谓人民币升值贬值，这其实是二个概念，对外和对内，二者是反比关系。
如果中国长期坚持固定汇率，对外不升值，最终会导致对内贬值。 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对内贬值压力，大排面迟早要涨到30元一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