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置身欲熙攘的人群中，总会产生一种“非存在感”——仿佛周围的一切都离我十分遥远，自己好似在另一个空间旁观；而这种“非存在感”最近愈发强烈：自己甚至一趟公车坐下来，竟无法回忆起车上人们的谈话，哪怕只是只言片语……出于对这种“非存在感”的恐惧，我再次拿起伯特兰·罗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的《自由之路》（Choiceness Road），以求能获得些许启迪。

 

      “工作与报酬”

 

     罗素在此文中总是不断提及“无政府主义”与“社会主义”，由于本人英语水平不够，无法去考证这个“社会主义”的准确性：当然，我绝不是对译者抱有绝对的怀疑，加之罗素本人也是“社会主义”的信仰者，所以也有可能原本罗素就使用的是“社会主义”；只不过，在当下的环境下，在这篇创作于1967年的文章中看到“社会主义”一词，感到一丝自嘲与无奈罢了。

      "无政府主义"是否源于文艺复新后期所产生的“乌托邦”，恕本人才疏学浅，没有研究。虽然“无政府主义”早已被否定，但其并不是完全不具备可取性。“绝对的自由与平等”，罗素在此文中并不是全盘否定——借助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“任何产品都该无偿分配”理论，加以改良，利用“经济回报制度”——诸如“工资制”，将消费品细化为“生活必需品”和“奢侈品”，提出“每个人，无论劳动与否，都应该无偿获得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必需品；而只有愿意从事对社会有用的工作的人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，用以消费他们所需的奢侈品，但高出的收入应以社会所能保证生产出的产品总量为限”。罗素所提出的这套制度，从实质上，保证了“义务劳动者”的优越性——不但可以拥有更高的收入，同时也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赞誉。

 

      在罗素的观点中，理想社会下，工作并不是一种强制性劳动，而只是人们试图获得奢侈品的一种途经；当然，不去工作的人也有权力无偿地被分配与生活必需品，但是，有一个前提很关键：这部分人的比例不能过大，否则会成为那些为社会创造产品而工作的人的负担，从而滞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。因而，工作本身不应该受制于“经济回报制度”，而该是反过来主导“经济回报”，即“工资只是工作的一种回报形式”；而由此理论推广开来，所有的工作均没有“高低贵贱”之分，从而就不应该存在“工资高低”“岗位竞争”等一系列矛盾：在“工作平等”的前提下，人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愿意去作的工作，只要是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。工作的衡量标准应该具有单一性，即“对深灰所带来的收益”。正如罗素所提到的“那些对社会贡献更大的工作，同时也可能是更有趣，更富有意义的，因而，也会有更多的人乐意去从事此类工作”，对于此类工作，并不存在“提高收入”的必要性，因为，从事此类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赞美；反之，那些从事相对较为单调或繁重工作的劳动者，则更应该获得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。正如上面所提到的“工资只是工作的一种表现形式”，同样，“情感回报”也是工作的表现形式之一——相信在生活无忧的情况下，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“情感回报”，所以，工资制的消亡是具有可预见性的，但经济回报制度是不可或缺的——用以作为人们获得基本物质需求的衡量标准。从本质上看，工作的平等性应是最关键的前提，